【摘要】從古代“學而優則仕”到如今“學者型官員”的轉換，體現的是中國領導干部專業素養的提升、培養選拔機制的完善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歷程。“學者型官員”既具有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等特征，“官念”淡薄且事業感強烈，也存在缺乏高超的領導才能與行政技巧等劣勢。因此，需要通過加強政治意識和德行教育，加強領導藝術和領導技巧教育，加強群眾路線教育等方式，提高“學者型官員”的領導水平和自我修煉素養，以便改善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素養，推進國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進程，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關鍵詞】學者型官員  專業素養  自我修煉  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領導干部是國家治理活動的重要載體，其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程度和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選拔和培養，其中，越來越多的學歷高、專業素養深厚的學者進入干部序列，提升了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改善了黨員干部的領導水平和治理能力。從古代“學而優則仕”到如今“學者型官員”的轉換，體現的是中國領導干部專業素養的提升、培養選拔機制的完善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歷程。

“學者型官員”具備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特征，提升了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公眾形象，與國家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標形成了正向互動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治理和行政體系會經歷三個階段的換代。第一階段主要是革命和建設初期的“開國元勛”擔綱各行各業，形成“將帥治國”。第二階段主要是科技精英參與國家治理和經濟建設的工程技術人員進入干部管理隊伍，形成“技術官僚”“專家治國”。第三階段則主要是哲學、人文、法律、經濟等專業出身的社科人才進入國家干部隊伍，形成“職業政治家治國”。治國的本質是“對國家面臨的矛盾做出判斷，消除社會沖突，構建和諧社會”，因而人文社科的知識儲備越來越重要。

中國目前正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變，例如：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轉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和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江小娟，從中國人民大學轉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陳雨露，從山東大學轉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專職副主任的徐顯明，等等，就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從政的范例。未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從政，將有助于打破長期形成的干部人才流動的體制性障礙，營造“人盡其才”“人盡其用”的制度環境，促進“人才強國”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建設步伐。毛澤東同志曾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他提出了黨的“才德兼備”的干部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時代，“必須貫徹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努力造就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隊伍”。近年來，隨著國家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干部培養、選拔和任用機制的完善，越來越多的學歷高、專業素養深厚的專家、學者型人才進入干部隊伍，這提升了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改善了黨員干部的領導水平和治理能力。同時，也使“專家型干部”“學者型官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他們往往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學者型官員”普遍學歷高、專業素養深厚。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黨和國家的干部隊伍結構發生了顯著改善，大批按照“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標準選拔的人才進入干部隊伍。尤其是近10年來，一些高校、科研院所具有教授、高級工程師、高級政工師等高級職稱乃至兩院院士的學者型人才也進入政壇，且不少都被委以重任、身居要職，使中國政壇出現了一批亮眼的“學者型官員”。

據統計，黨的十七大選舉出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371名組成人員中，50歲以下的75名，其中45歲以下的22名；女干部37名；少數民族干部40名；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占92.2%，有高級職稱的占33.2%，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9名。黨的十八大選舉出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376名組成人員中，平均年齡56.1歲；女干部33名；少數民族干部39名；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占95.7%，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占37.2%，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15名。黨的十九大選舉出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376名組成人員中，平均年齡57歲，女干部30名，少數民族干部38名；具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占98.1%，有高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占43.9%，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25名。

從近10年來中央委員會的人員構成變化來看（見下表），高學歷、高職稱的人才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體現了“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深入人心。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學而優則仕”，將自身的知識、才華直接報效祖國、服務社會，而改革開放以來“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干部人才選任目標已經得到落實。

第二，有水平、有擔當。“學者型官員”都是經過正規國民教育體系的嚴格遴選和高校、科研院所職稱考評體系的層層選拔，才能成為學術水平、科研能力合格的專家、學者。因此，在國家干部培養選任體系對其考察、選任之前，已經證明了其智力水平和知識儲備，可謂“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有著出色的智識水平，在理解和執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具有很高的悟性和準確性。

第三，“學者型官員”的“官念”一般比較淡薄，而“事業感”又相對強烈，往往是憑著一腔愛國熱忱、懷著以自身所學報效祖國、服務人民的信念而進入政府機構或行政序列，如新中國成立初期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導彈之父”“火箭之王”，先后擔任過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的錢學森，以及近期從中國“兩院院士”轉任教育部部長的周濟、衛生部部長陳竺，等等。他們往往能夠準確定位自身的政治角色，將自身的專業知識與行政工作結合起來。通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磨合，“學者型官員”就能夠擔當起為所在行業指出改革方向、規劃發展戰略的重任，其愛國熱忱、學者風范也“為領導班子中的其他成員樹立起崇高的榜樣，潛移默化地對其他官員起到引導和鞭策作用”。

第四，“學者型官員”在進入政壇之前，本身已是小有名氣的科技專家、社科名家、教學名師或獲獎達人，在公眾中普遍具有“高知、高才、高能”的形象，因此對其好感度、期望值也普遍較高。經過行政工作的磨練，那些有興趣“學而優則仕”，本身也適應能力強、進入角色快的專家學者很快就能做出成績、贏得公眾贊譽和社會認可，樹立“理論水平高、責任意識強、在公眾中的形象普遍較好”的形象。這樣，“學者型官員”就成為國家干部隊伍中的“新鮮血液”和“高端儲備”，提升了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公眾形象，與國家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標形成了正向互動。

“學者型官員”在官場中、仕途上的“優勢”與“劣勢”

“學者型官員”普遍是科研出身、大多是“技術官僚”，因此，都比較尊重科學、崇尚理性，對于符合科學規律的事務往往“較真”“認死理”。這種精神在科學研究中是基本素質和基本要求。“學者型官員”的科學精神、理性思維既有利于政策決策尊重科學規律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避免不尊重客觀規律導致的決策失誤或失效，又有利于沖破官僚體系中“人情網”“關系網”的羈絆，促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因此，“學者型官員”的加入，對一些政府機構“拍腦袋決策”和盲目上馬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會有所鉗制，對干部隊伍中“任人唯親”盤根錯節的“人情網”“關系網”也是一種沖擊，從而形成一股“官場清流”。

“學者型官員”由于智商高、領悟力強，能夠很快學習領會黨中央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戰略規劃意圖，因而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由于抱著實業興國、科技興國、教育興國的理念和愛國奉獻、從政為民的信念，“學者型官員”希望以自身所學回報國家、回報社會、回報人民，因而具有強烈的事業心。由于科學研究不喜浮夸、崇尚真理的特點，“學者型官員”在長期科研工作中形成了嚴謹性、沉穩性、認真性的工作態度，因而具有不尚空談、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而將這種作風帶進官場，對行政機構效率低下、辦事拖沓的現象，和干部隊伍中“糊弄事”“差不多”的惰性心理都會有所沖擊，因而有利于革除國家治理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弊病。

“學者型官員”的劣勢在于缺乏高超的領導才能與行政技巧。凡是皆有兩面性，黑格爾也曾說，辯證法“約略相當于普遍觀念所謂上帝的力量”。因此，“學者型官員”作為“學霸”“學神”學貫中西、智商超群的另一面，則是“書呆子”“學究氣”較濃，與社會公眾對“高考狀元”“理工男”常有的“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等“刻板印象”類似，也有人對長期在高校、科研院所等“象牙塔”工作生活的“學者型官員”形成了“少言寡語”“木訥拘謹”等印象，將學者的“不諳世事”理解為“不懂時務”，將其“不善交際”理解為“不識世故”，將其“不喜逢迎”理解為“不食人間煙火”。作為學生、學者，埋頭苦讀、皓首窮經是本分，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但進入仕途，則須關心國計民生、百姓疾苦，不得不“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了。這個時候，只從書本上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就難免會導致“紙上談兵”“教條主義”的后果。

知識分子“臉皮薄”“耳根子軟”的特性，在“請客吃飯”“迎來送往”的官場固然有利于“潔身自好”的廉潔形象，但“曲高和寡”“孤芳自賞”“不合群”的印象也會帶來無法與上下級有效溝通、推進行政工作有效配合的問題。尤其是在需要與基層人民群眾打交道的時候“放不下身段”“拉不下臉面”，也容易導致不能真正了解人民群眾真正需求、“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如果“學者型官員”將堅持己見變成了“剛愎自用”，將思想標新立異變成了“政治冒進”，將強調理論原則變成了“教條主義”，就會影響“學者型官員”的領導才能與行政效率。因此，這就要求“學者型官員”盡快熟悉政治運行的規則，善于將知識儲備轉變為決策的政治技能，重視提高自身的領導才能與行政技巧。

提高領導水平和加強自我修煉是“學者型官員”“仕優”的關鍵

一是加強政治意識和德行教育。“學者型官員”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時社會接觸面窄、人際關系相對簡單，在相對“清貧、清凈的象牙塔”里，學者貪污腐敗的機會相對不多。而政壇仕途的工作環境則要比高校、科研院所復雜得多，即便理智清高的“學者型官員”“常在河邊走”也難免不濕鞋，受政界商界學界、親情友情愛情等各種社會關系網的束縛，被權勢、金錢、美色的“糖衣炮彈”所擊倒。例如，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的廈門原副市長趙克明身涉廈門遠華案，身為教授、兩次中科院院士候選人的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原局長張曙光貪污受賄案，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畢業的博士、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胡問鳴違紀違法案，以及國際間諜組織“放長線釣大魚”，將有過出國留學、訪學經歷的“學者型官員”作為“圍獵對象”，形成提前為妻子子女辦好移民手續，在出賣國家利益、泄露國家機密后做“外逃裸官”的現象，等等。這些現象表明，“學者型官員”如果放松了對自己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同樣會禁不住權力的誘惑，逐漸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為避免“高智商學者”從政后的“高智商犯罪”，必須繼續加強“學者型官員”政治意識和德行教育，遏制其從政后“幾乎無所忌憚的權力沖動——沽名釣譽的沖動、炫耀攀比的沖動、追求高官厚祿的沖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選人用人必須把好政治關”，要把“是否忠誠于黨和人民，是否具有堅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是否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否全面貫徹執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作為衡量干部的第一標準”。同時，對于“高知、高才、高能”的“學者型官員”來說，同樣要強調“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在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方面都要過硬，其中最重要的仍是政治品德要過得硬，否則政治上有問題的人，能力越強、職位越高危害就越大。

二是加強領導藝術和領導技巧教育。“學者型官員”雖然是學者和領導的統一體，但是其職務身份更主要的是領導，需要以其所學為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和行政效能作出貢獻，而“領導是一門科學，有其特殊的運行規律，學術上有建樹的人不一定能夠成為優秀的領導”。因此，“學者型官員”應繼續加強領導藝術和領導技巧教育，克服高知人群比較“自我”的心態，放下身段加強溝通協調能力；克服考慮問題“全面”但又受條條框框限制的“思維定式”，加強應對棘手事件和公共危機的應變能力；克服嚴謹冷靜有余、親切隨和不足的性格缺陷、加強融入集體、促進班子和諧團結的能力等。而要做到這一點，所需要的仍然是學習、學習、再學習，才能增強工作本領、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水平。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帶著問題學，拜人民為師，做到干中學、學中干，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千萬不能“紙上談兵”“虛談廢務”，陷于夸夸其談的“客里空”。“學者型官員”的強項正是學習，只要樹立起學習意識，“學者型官員”的領悟能力和進入角色的能力通常是較高的，這也是“學者型官員”自我修煉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是加強群眾路線教育。“學者型官員”從“象牙塔”里走入“工廠礦山”“田間地頭”“街頭巷尾”，接觸的人群就從“陽春白雪”的“高知大家”更多變成了身處實踐一線的基層群眾，如果仍然維持著學者的“書呆子氣”和“學究氣”，就會導致人民群眾的疏離感、距離感，所做出的決策難免“不接地氣”，所擔綱的行政工作難免“不聚人氣”。要想使決策能推行、工作能推進，就必須加強群眾路線教育，增強“學者型官員”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解難題的觀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重點是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堅守人民立場，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學者型官員”同樣要“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自覺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著力解決群眾的操心事、煩心事，以為民謀利、為民盡責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只有與人民群眾、尤其是“工廠礦山”“田間地頭”“街頭巷尾”的基層群眾“打成一片”，做到既能“談笑有鴻儒”，也能“往來有白丁”，愿意了解他們的疾苦，善于解決他們的困難，才能將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到基層，將國家給老百姓的實惠落在實處。

總之，吸納專家學者、知識精英進入干部隊伍和行政序列，直接參與政府決策和行政運作，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理念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具體實踐，也是引進“智庫外腦”“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一種重要體現。持續加強和改進“學者型官員”的培養、選拔、任用力度，提高“學者型官員”的領導水平和自我修煉，將有力改善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素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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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韓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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