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思想政治教育作為黨帶領全國人民開創各項偉大事業的“生命線”，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發揮了動員群眾、教育人民、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的重要作用。當前，在我國社會總體穩定的同時，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利益關系日趨復雜。思想政治教育要繼續發揮“生命線”的重要作用，就要在已有基礎上全方位融入社會治理。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社會治理目標，為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社會治理是社會組織體系運用社會規范和手段，對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價值觀念指導，對各類社會關系進行調節和制約的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諸多功能中，維護社會安定、促進社會發展、致力于構建美好社會是上述功能的集中展現。當前，我們要系統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助益社會治理的全貌，就需要拓寬研究思路，跳出上述相對單一的考察視野，繼而轉向歷史、理論與現實三位一體的邏輯展開。
歷史邏輯：引導人們正確認識不同歷史階段的需要變化
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并滿足自身需要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考察社會治理，就是為了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各種需要。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人們的需要也會不同，而且會隨著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歷史演進，呈現出階段性提高的變化特征。馬克思指出：“已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需要，而這種新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思想政治教育助益社會治理，就是在引導人們正確認識不同歷史階段的需要變化及其奮斗進程。任何社會階段與生活需要都是由特定時空敘事構成的——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敘事，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助益社會治理的歷史邏輯線索，其背后涵蓋了社會發展、時代變遷、生活變化、價值追求等多個維度。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存在“質”或“量”上的差別，階段性的生活需要也會呈現不同圖景。但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它并非黑格爾式“絕對精神”推演的結果，而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下向前發展的結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是謀求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這一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勠力同心，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取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新的變化，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將其表述為：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再次發生變化，在1981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將其確定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提出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社會發展目標。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部分產業的產量和技術水平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人均GDP從1978年的156美元躍升至2020年的1萬多美元。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有效的滿足后，更高層次、更加多樣、更為廣泛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凸顯。在當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元和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法治、公平、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就此而言，新時代意義上的“需要”已不僅僅表現為滿足基本生活的物質文化的“硬性需要”，還表現為人民群眾幸福感、獲得感的“軟性需要”。顯然，這些需要的滿足和實現絕非朝夕之功，而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砥礪前行、共同奮斗的結果。從這一邏輯看，由“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歷史性轉變，不僅是提法的轉換，更是內涵的拓展。人民群眾在新時代“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層次更高，更加復雜多樣，目標的實現也更有難度。在此語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局限于單純的知識傳授、政策解讀或理論教育而忽視對實踐問題、現實挑戰的分析和探究，就易使自身變成空洞的說教而失去生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以歷史的眼光與思維積極引導人民群眾正確看待、深刻理解生活需求的歷史演進與時代變遷，以歷史的時空觀考察不同歷史階段生活需要的基本特征，以及美好生活來之不易的奮斗歷程。通過歷史維度的縱向比較，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本真內涵和時代意義。
理論邏輯：引導人們加深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把握
思想政治教育助益社會治理，主要是因為有其深刻的理論淵源及認識論方法。馬克思認為：“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無論是觀念、意識亦或理論都是基于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和把握，認識世界與現實世界存在這種邏輯關系：人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新的更深刻的認識一旦形成，就會引導人們以新視角審視現實世界，加深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在此過程中，現實世界是觀念、意識、理論形成的邏輯起點，決定著觀念、意識、理論的性質和方向；觀念、意識、理論也反作用于現實世界，影響著現實世界的呈現狀態和發展趨向。
社會的不斷發展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群體利益的深度調整，人們認識世界的著眼點也會隨之發生位移。思想政治教育應該也必須依據黨和國家關于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新要求、新任務作出新調整。所謂“教育”，是對受教育者施加影響的一種有目標、有組織的實踐行動，本質上是一種育人的行為活動。思想政治教育將人視作教育對象，將塑造人、培養人的發展人思想品德與政治修養作為最高目標。從社會治理創新看，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宣講和政策傳播層面，而是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主導地位的前提下，系統開展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教育，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重點的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規范為基礎的公民道德教育和以大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的素質教育，打造社會治理多元主體格局，服務作為建設美好社會的價值目標。
現實邏輯：引導人們深刻體悟美好生活的時代意蘊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結構深度調整、社會矛盾交織疊加，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現代轉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也為思想政治教育助益社會治理提供了新的實踐空間。從現實情況看，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治理存在著相輔相成的密切聯系。二者都將引導人們追求美好生活作為共同的發展目標與時代課題。“新時代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引導人們走向并擁有美好生活，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現代轉型的重要任務。”就此而論，社會治理既是協調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穩定的動態過程，也是引導人們走向并擁有美好生活的發展目標。
思想政治教育的獨特價值就在于發揮觀念引導和正向激勵的作用，將社會各方的思想觀念、價值選擇和日常行為凝聚到符合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上來，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助益社會治理和人們美好生活的功能目標。為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加以把握：其一是社會層面，思想政治教育通過預防和控制社會風險來為美好生活提供思想保障；其二是個體層面，通過浸潤和培育個體自覺為美好生活提供價值指引。從社會層面看，對社會風險的預防和控制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和社會的集體動員，并通過建章立制、利益協調、價值引導等手段來減少社會風險，為人們追求并擁有美好生活凝聚共識。在這些手段中，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的一種重要的、但也是易被忽略的手段。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過協調利益來預防和控制社會風險。從實踐看，因利益調整而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成為解決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課題。其根源在于利益表達機制和協調機制的不完善、不暢通。歷史和實踐證明，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創設一種社會不同群體民主協商、平等表達的利益協調機制，在開展對話協商的基礎上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點，引導人們正確看待和處理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之間的關系，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調節各方利益訴求、暢通利益表達渠道的獨特功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還可以通過強化風險教育來預防社會風險。對于社會治理中出現的社會風險而言，事前預防比事后治理的成本更低、效果更佳。思想政治教育借助社會教育、思想宣傳、輿論引導、實踐鍛煉等方式，在全社會強化對經濟風險、安全風險、生態風險、公共衛生風險的宣傳教育。從個體層面看，通過培育人們的安全意識、環保意識、公德意識、法制意識，進而為構建美好社會、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價值指引。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軟性的社會治理方式，它賦予人們的教育影響是長期、全方位、潛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通過思想教育、說理啟發，引導人們對法律規范、道德規范及其背后的法理精神、倫理價值的社會認同和思想認同；通過現身說法、榜樣示范，引導人們形塑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健康生活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通過陶冶人們的道德情操、錘煉人們的意志品質，引導人們擁有符合社會規范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同輩教育、自我教育，引導人們形成自律意識、合作意識，共同建構和諧的人際關系。與歷史上存在的生活需要作比較，新時代人民的美好生活、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更高，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層次更立體、內容更豐富。
教育部2017年度人文社會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研究專項《青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生活化”研究》（17JD710023）。
作者：胡華 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