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理論與實踐取得巨大突破，既是家庭治理與組織治理有效合作的結果，也是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具有政治功能的最好說明。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能力獲得增量發展，要從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入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公共力量和私人力量共同成長，走國家、社會與市場共建共治共享道路。

【關鍵詞】黨員和領導干部 家庭家教家風建設 黨的建設 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D263 【文獻標識碼】A

家風是黨員和領導干部作風的重要表現，是社會風氣的組成部分，加強黨風政風建設就要加強以家教家風為代表的社會風氣建設。2021年7月由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七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實施意見》指出：要把家風建設作為黨員和領導干部作風建設重要內容，引導黨員和領導干部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線，以純正家風涵養清朗黨風政風社風。把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納入國家公共治理實踐和過程，為國家治理能力增添新鮮活力與力量，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選擇。隨著民眾對廉潔政治的要求與日俱增，社會市場力量對政治體系的影響和牽引也越來越大，建立政治與社會力量的平衡也就變得更加緊迫。推動中國國家治理進程，建立國家、社會、市場幾方面力量的合作，走共建共治共享道路，是當代中國治理實踐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公”和“私”的雙重屬性，決定了黨員和領導干部面臨“公德”和“私德”兩種風險

按照社會結構理論，現代中國社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個基本結構。公共領域的活動主體是國家，私人領域的活動主體是個人，主體差異決定了兩個領域各自的活動邊界與價值。與國家相關的活動領域被稱作公共空間，與私人相關的活動領域被稱作私人空間，在這種社會空間基礎上形成相應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公法和私法、公德和私德、公干和私干等截然不同的社會事務與內容。公私兩域的有效區分和嚴格規定，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與活動，立足其上的現代社會邏輯與精神，自然就延伸為現代社會權力與權利、公權與私權、公共與私人等觀念與秩序，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現代社會基本觀念與規范，構成了現代社會基本秩序與倫理。

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分化和成熟，是現代社會建設和發展的主要成就，建立在這種空間基礎上的現代社會意識形態與觀念，已經獲得現代民眾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在道德與行為層面上已經普遍凝結為社會力量。這種普遍性社會結構與觀念的存在，一方面依賴于社會自下而上的自然理性自覺，另一方面得益于國家公共能力自上而下的積極維護。為了維護現代社會根本安全，就必須在社會自覺性力量基礎上建立國家理性力量，以國家能力優勢彌補社會力量的不足，從而維持和保證現代社會的安全運行。這種國家力量的實踐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需要通過組織與黨員和領導干部的實際活動去實現，黨員和領導干部在承擔國家職能和使命的過程中，勢必面臨政治道德與政治關系上的主觀選擇。一方面黨員和領導干部及其所代表的公權力是一種公共資源與行為，實現的是公共意志和動機；另一方面這種公共行為和價值的實現又必須依托黨員和領導干部個人能力與活動，不可避免地打上個體的烙印。這種公共性與私人性的矛盾，決定了現代公權力可能面臨的道德、能力、作風、意識等方面不足的風險，現代政治腐敗和危機基本都是由這種公共過程悖論引起的。

“公”和“私”的雙重屬性與身份，決定了黨員和領導干部客觀上同時面臨著“公德”和“私德”兩種風險。“公德”缺失或者不完善，就可能在工作中不能做到德才兼備，實際遭受公共活動帶來的各種風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私德”缺失或不足，就會帶來社會交往領域的失敗，失去一般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黨員和領導干部不同于一般群眾，必須在觀念和行為上“技高一籌”，要同時處理好公德與私德、公心與私心、公務與私事等方面的關系。由于黨員和領導干部“公”與“私”的雙重身份，決定了黨員和領導干部言語和行為的雙重影響。因此，同時嚴格管理黨員和領導干部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公共時間與私人時間、公共關系與私人關系，在政治上不僅正當而且必要，包括西方民主國家在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出于公權力安全需要，普遍都對官員采取嚴格監督的措施，包括對官員個人財產、私德以及社會形象等方面進行嚴格監督。

隨著中國社會變遷與治理方式的轉變，隨著黨的建設形勢與黨的領導任務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與治理轉型開始變得更加自覺。我們黨要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就要不斷推進自我革命，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線，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關鍵少數”，對黨員和領導干部進行全面監督。進行監督改革，調整監督理念、方式、范圍和過程，加強對黨員和領導干部“八小時以外”活動情況的監督管理，凈化和提升黨員和領導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及休閑圈，通過推進黨員和領導干部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把黨員和領導干部公共行為建設與私人家庭倫理建設結合起來，為公共權力健康運行提供普遍的監督和制約環境，把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八小時內”和“八小時外”、職務行為和社會行為等方面全面覆蓋起來進行監督，確保權力與干部安全得到全面加強。

把黨員和領導干部崗位治理向組織與家庭相聯動的普遍治理轉變，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理論與實踐的巨大突破

完善和拓展了管黨治黨的理論與實踐。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既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政治意識的進步，也標志著黨內治理實踐的重大變化。通過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拓展黨內治理廣度與深度，完成管黨治黨思路與方式的深刻變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實踐，極大扭轉了黨內政治意識形態和觀念轉變，黨員和領導干部主動擔當作為的意識明顯增強，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程度顯著提高，為增強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自覺創造了條件。把公共領域的集中治理向公私兩域合作的全域治理轉變；把公權力的單項治理向組織與社會協同的雙向治理轉變；把黨員和領導干部崗位治理向組織與家庭相聯動的普遍治理轉變，成為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理論與實踐的巨大突破。把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積累的新鮮經驗作為《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等重要黨內法規制定的重要參考，通過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來為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提供制度保障。黨內治理理念與行為的重大發展，是對黨的政治文明發展進程的自覺推動，是黨的政治文明和政治能力得到增量發展的重要體現，增量發展的政治文明能力必將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堅強有力的支持。

加快了反腐敗斗爭和黨的作風建設進程。以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為代表的家庭自治是一般社會治理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治理作為一種自覺性的社會自律力量，構成國家公共治理實踐的天然基礎。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既是政治治理過程的內在需要，也是一般社會建設與能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家庭不僅是一個情感倫理為紐帶的精神共同體，而且是一個維持個體基本生存與發展的利益共同體，家庭與個體的自然緊密聯系無疑為規范和管理個體提供了天然的良好基礎。黨員和領導干部都來自家庭，從家教家風所代表的家庭能力建設入手規范和管理干部，等于是為干部管理的公共過程引入利益、情感和倫理等社會性資源與力量，這種社會力量引入，一方面擴大了干部隊伍治理的力量與資源，另一方面提高了干部隊伍建設的能力與效果。同時，也是從源頭上、根本上和社會有機體上管理干部。家庭既是干部個人的核心利益，也是干部私人領域的主要方面，抓住干部家庭建設就是抓住干部工作的源頭和緊要。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既是家庭治理與組織治理有效合作的結果，也是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具有政治功能的最好說明。

提高了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水平。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同時具備社會自覺與政治自覺雙重優勢，是社會自發性與政治自覺性力量有機統一的集中體現。黨的領導作為一種公共性力量，不同于以家庭與個人為代表的私人力量。隨著現代國家公共能力與秩序建設的不斷進展，公共力量介入私人領域的能力越來越受到擠壓，私人領域法律與政治門檻一直在節節抬高。現代權利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私人領域更加重視來自公共空間的尊重。全面從嚴治黨語境下的家庭家教家風建設，非常成功地彌合了公私兩域的分化與對立，以兩域合作實現黨風政風帶動家風社風，以公共治理過程推動社會能力建設，一方面增強了社會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與水平，另一方面推動了社會治理和社會建設進程。

實現干部安全與工作安全、權力安全、組織安全的統一。干部隊伍建設與管理狀況，決定著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貌。好干部是選出來的，更是管出來的。完善黨管干部的能力和體制機制，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和提高干部能力素質的重要方面。再好的干部資源，如果不能得到科學培養、管理與監督，都不能立即成為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力量。推動黨員和領導干部的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是黨對干部進行嚴管和厚愛的具體實踐，通過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公共時間與私人時間、公共活動與私人活動的無縫鏈接，把黨員和領導干部的全部活動時間與空間、工作表現與家庭表現有機貫通起來，取締和削弱黨員和領導干部成為“兩面人”的精神基礎、情感基礎和利益基礎，實現黨員和領導干部工作動機與生活動機、工作狀態與生活狀態、工作目的與生活追求的有機統一。依托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凈化干部生活圈子，優化干部生活方式，改善干部行為與作風，保護干部家庭與親屬，達到通過干部安全實現工作安全、權力安全和組織安全的目的。

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取得現實進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強黨的自我革命意愿與能力的必然選擇。家庭家教家風建設代表的不僅是黨內治理理論的重大發展，而且是管黨治黨力量和資源的優化與調整。管黨治黨理論與實踐的創造性發展，為全面從嚴治黨取得實效提供了有力支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這條道路、這套制度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鞏固發展”。推進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拓寬全面從嚴治黨范圍與對象，把黨的組織治理與社會治理有機結合起來，把黨的組織優勢和社會力量優勢有機結合起來，為百年大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永葆青春活力、永遠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實現長期執政奠定堅實組織基礎、權力基礎和社會基礎。

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能力獲得增量發展，需把管黨治黨的公共治理與推動黨員和領導干部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社會治理更好地結合起來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良好的家風家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尊老愛幼、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優秀傳統家風，已深深植入中國人的心靈生活，構成中國人社會交往實踐的精神基礎，以及家庭與社會活動的基本秩序。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內涵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自覺轉向文化自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階段性轉向民族普遍性，在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精神融合、文化融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新形態、新境界，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范式。

推動公共力量和私人力量的共同成長，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提供最可靠的動力和支持。作為公共權力的主要活動，政治活動具有活動主體身份的合法性、活動目的的公共性、活動方式的規定性等特點，政治活動有自身的特定內涵與外延，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活動，政治道德也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道德。在社會發展早期階段，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的發展結構不成熟不健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邊界與秩序相對比較模糊。現在，中國社會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力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增長，為了正確處理龐大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復雜關系，就需要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確立合理的道德邊界、法律邊界和政治邊界，加快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公共力量和私人力量的獨立性與規范性，提高各自的專業化水平，增強相互之間的合作能力，確保兩個部門、兩種力量的均衡發展與相互安全。公共力量與私人力量的成長與安全，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基礎和條件。沒有公共力量，公平正義的社會道德秩序就會缺乏拱衛；沒有私人力量，繁榮增長的社會能力和動力就會出現不足。同時培育和壯大兩個部門與兩種力量，既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內在要求，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顯著優勢。家庭家教家風建設作為私人部門的規范性力量，必將自覺建立同公共力量的協同發展，形成更加有機的強大合力，為公私兩個部門、兩種力量的成長和規范提供支持與保證。

增加對公共權力的有效監督，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政治活動的目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形成有效權力，一個是有效監督權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領導之所以具有根本的法律和政治地位，關鍵在于黨的領導制度的自身優勢與特點，強有力的組織動員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能力，無疑是中國社會獲得巨大發展的重要政治基礎。集中組織力量和政治權力有利于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這是大國大黨領導與執政所必須具有的客觀能力。正如權力的性質決定權力監督的方式和能力，權力集中的優勢必然伴隨著分散性力量的先天不足，絕對權力容易導致絕對腐敗。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所代表的分散性社會力量，一旦能夠順利進入公共治理過程，就會轉變為公共治理過程的有機增量，起到完善公共治理結構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大作用，從根本上完善和充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與文明能力，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促進公共治理過程的擴展和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能力獲得增量發展。以政治增量貢獻和創新響應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是保持公共治理體系有效性的唯一路徑，是以政治進步引領社會進步實現黨的領導的最優選擇。從政治供給的角度看，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無疑是決定政治能力的關鍵力量，政治過程既要求相當規模的干部隊伍數量，也要求干部隊伍建設和供給的質量。如果干部隊伍的專業能力和專業精神不夠，勢必影響政治活動的效率和價值，黨的領導和執政活動因此就會缺乏效能。把管黨治黨的公共治理與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社會治理結合起來，把兩種力量、兩種方式和兩種能力的各自優勢釋放和激發出來，形成相互合作、相互補充、相互監督的有效合作力量，對于有效管理公共空間和公權權力，對于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于規范黨的政治活動和政治行為，都會起到單一公共力量難以實現的效果。通過把黨員和領導干部家庭自身要求、自主力量與道德能力轉換成激勵和監督公共權力的重要資源，以私權監督公權，以“八小時外”規范“八小時內”，依靠社會力量遏制“八小時外”出入會所、公款吃喝、收送禮金、權錢交易等不良行為，不僅有效凈化了黨的政治生態與政治環境，而且為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治理過程創造了積極條件和機會，實現黨風政風帶動家風社風建設，以黨的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教研部教授）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20年1月13日。

③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

責編/張忠華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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