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國掌握了很多現代科技知識，同時也具有研發諸多領域前沿科技的能力。但是，中國還不是站在科研開發前沿的國家。本文在回顧歷次產業革命與各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總結一般性規律，以期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價值的啟示;同時，考察解放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和不足，提出應對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參考意見;并討論 “李約瑟之謎”和“錢學森之問”，為改進人才培養機制和提高“社會能力”，進一步發揮“后發優勢”提供了建議。

關鍵詞：經濟起飛 后發優勢 社會能力 李約瑟之謎 錢學森之問

技術進步和創新從未停止過，只不過有些時候顯得寂靜，有些時候比較活躍而已。人類社會之所以有今天，本質上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創新帶來的。在歷次產業革命中，都有一些國家能夠把握機會進而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寵兒;而另一些國家則不能及時跟上時代的步伐，喪失機遇甚至成為“棄兒”。俗語說，“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掌握相當多的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同時也具有識別科學技術發展方向和前景的眼力，更具有研究和開發諸多科學領域前沿技術和創新的能力。不過由于種種原因，中國還不是站在科學技術和研究開發前沿的國家，還存在諸多阻礙科學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障礙或弊端。中國還是一個半工業半農業國家，沒有實現完全的工業化，發展不夠均衡。一方面擁有高度發達的城市和高科技產業;另一方面要解決相當多的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和非熟練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既要快速發展，又要平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而且要跟上世界和時代的潮流，甚至要領先于人，這對于中國來說的確是一個難題和挑戰，當然也是機會。

本文在回顧歷次產業革命與各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總結其一般性規律，試圖為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追趕發達國家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啟示。同時，也考察解放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和不足，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應對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參考意見。并就“李約瑟之謎”和“錢學森之問”進行嘗試性討論，為改進人才培養機制和提高“社會能力”從而進一步發揮“后發優勢”提出建設性建議。

　歷次產業革命與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

當我們翻閱任何一本世界科學技術史著作時，都會發現一個現象：越往早期看，越會更多地看到北非(埃及)、中東地區和亞洲(中國)的成果;而越往后期看，越會看到更多歐洲和美洲科學家的名字。①在幾千年世界歷史中，這種“角色轉換”經歷了幾個過程，而每個過程都伴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文明的進步。歐洲人的貢獻自公元前800年前后(古希臘和古羅馬建立)開始增多，但在公元500年至1400年(大約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文藝復興)相對較少，這時歐洲處于“黑暗的中世紀”。從1450年開始，歐洲逐漸占據科學研究的主導地位，而北非和中東地區以及中國的勢力大約“消失”在16世紀。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出現美國的“身影”，19世紀逐漸增多，可以與歐洲分庭抗禮，到了20世紀甚至超過了歐洲，而且這種格局一直持續到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開始，間或出現日本人的名字(如：1897年志賀潔發現引發痢疾的病菌，1916年本多光太郎研制出永久磁性合金鋼)，而1950年以后也會偶爾發現中國的成果(如：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島素，1973年袁隆平成功研發水稻雜交技術)。②

以上現象絕不僅僅是科學技術領域的發現和發明，它一定伴隨著整個社會的進步，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表征就是經濟發展。除了個別情況外(科學研究會有偶然性)，我們難以想象一個沒有經濟基礎的社會(或國家)會擁有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二者不僅是密切相關的，也是相互促進的。科學技術的進步能提高生產力，生產力的提高能增加產出，產出的增加意味著生活水平的改善，從而為科學技術研究提供物質基礎。那些輝煌一時的文明古國一定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而近代以后科學技術領先的西歐、北美和日本也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換言之，由于經濟相對發達才有了文明古國，也是由于經濟高度發達才使得當今的發達國家掌握著先進的科學技術。下面，我們集中討論產業革命以后科學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通過觀察18世紀中期以來的歷次產業革命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產業革命大約相隔100年。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中后期，第三次產業革命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20世紀中期以后。這也許是個巧合，也許不是。經濟周期理論中的“長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認為一個經濟周期大約為50年～60年。③依據這個理論，到目前為止，資本主義國家一共經歷了(或正在經歷)5個周期。由于這個周期時間太長，涉及的因素太多(如戰爭、技術革新、政治變革)，無法進行更為精致的觀察和研究，因此這個理論還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但是科學技術的變革和進步一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