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后情況大不一樣，不僅通過“請進來”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也可以通過“走出去”直接到發達國家學習、考察和研究，這使得我國科學技術和教育水平有了一個飛躍，這種現象被稱為“后發優勢(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16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正是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的形成和普及期。最具代表性的科學技術進步就是電子計算機的小型化、高性能化以及互聯網的普及。其他，還有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的進步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的研究開發和普及傳播。這使得中國在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普及上都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和進步，如2012年我國申請專利的數量超過美國，排名世界第一。17

英國科學技術史學家李約瑟(J. Needham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一個疑問：從1世紀至15世紀，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于同時代的歐洲;但歐洲在16世紀以后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其阻礙因素是什么?這個疑問被后人稱之為“李約瑟之謎”(也稱“李約瑟難題”)。關于這個問題，已經有諸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作出了各自的解答。例如：“高水平陷阱說”認為中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限制了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產權限制說”認為中國缺乏對于個人財產權的充分尊重，制約了個性的發揮和創造力的提高;“中央集權說”認為高度的統一和集權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官僚體制說”認為中國的官僚體制限制了人們發揮想象力，難以進行創造性研究，如科舉制度;“閉關自守說”認為中國“重農思想”嚴重，商人地位低下，不重視國際貿易，導致閉關自守。18

以上各種觀點雖然各有道理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但是都存在一個重要局限：即它們能夠解釋現代中國為什么落后，而不能解釋過去中國為什么先進;或者說能夠解釋過去為什么先進，而不能解釋后來為什么落后。本文在這里不想對此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只想提出兩個問題供人們思考。第一，所謂“李約瑟之謎”存在一定的“誤區”，至少是我們解讀有誤或過度解讀。如前所述，雖然16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的確領先于世界，創造出了諸多輝煌成績，但是其他文明古國(如埃及、印度、阿拉伯、希臘、羅馬)同樣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這些國家后來也沒有成為現代科學技術進步的領導者，有的甚至還不如中國。19第二，后來的中國不僅科學技術領域，在思想方面也沒有出現能夠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相媲美的具有獨創性的學說。因此，應該說整個社會缺乏能夠鼓勵創新的機制，其最大障礙就來自于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這種束縛根深蒂固，至今并沒有完全解放，甚至依然嚴重地阻礙著我國的社會進步。

與“李約瑟之謎”相比，我們更應該認真思考“錢學森之問”。2005年，錢學森在接受溫家寶總理在看望時說：“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所謂“錢學森之問”，它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學校培養發明創造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創新型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脫穎而出的機制。

我們先看第一個層面。在學校教育方面，中國雖然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屬于佼佼者，不僅基礎教育比較普及，高等教育的數量和質量也具有一定優勢。在數量方面，每年有超過600萬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走上社會，其中大部分是理工科畢業生;在質量方面，我國不僅有“211工程大學”和“985大學”等重點大學，也有能夠進入世界前100強的著名大學。從硬件上看，這些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對教育的投入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對高等教育和重點大學的投入。加上社會資金的介入，大學的辦學條件得到了較大改善，很多學校不僅擁有寬敞優美的校園，而且有現代化多功能的教室和圖書館。

再看軟件方面。這里說的“軟件”指的是：學校的教學理念和方針、教師的水平和熱情、學習和學術的氛圍、甚至學校的風格和傳統等。與硬件相比，我國的大學相對缺乏“自由度”，包括教師的發言權和決策權、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決定、科研方向和課題的選擇等。這受制于整個社會體制的約束，也就是我國社會結構模式整體上都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長期以來，我們缺乏對于“自由度”的認識，擔心“過于自由”會鬧出亂子或者“走偏”。殊不知，這會嚴重損害個人能力的發揮和創造力的提高，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1984年，人民公社解體之后，長期受到束縛的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農業生產得到了促進，農民收入得到了提高。農民不僅更努力地耕種分給自己的土地，而且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跑運輸、辦工廠、開公司、進城務工，不僅為自己的家鄉作出了貢獻，同時也為城市建設添磚加瓦。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活動更是如此，知識和科學技術的創新都需要掌握它的人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這些創造性活動和工作既需要集體的努力，往往也是個人智慧的升華。

如果說上面的問題來自于體制的缺陷，那么中國社會還存在一個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頑疾”，那就是崇尚權威，缺乏獨立精神，進而也就缺乏獨創精神。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喜歡“老實人”，在學校是“三好學生”，在單位是“三好職工”，凡事都聽領導的，沒有個性，沒有主見，這嚴重地扼殺了人的“天性”，不利于創新。我們很難想象一個模仿齊白石很像的畫家會載入史冊，如果張大千僅靠模仿石濤(清初著名畫家)而沒有獨到之處，也不可能被徐悲鴻稱為“五百年來一大千”。

我們還需要回答“錢學森之問”的另一層含義，即大學畢業生走上社會之后是否能夠真正成才，作出相應的成績來。與學校一樣，企業和科研單位都在同一個屋檐下。學校存在的問題，企業和科研單位也存在，只不過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企業希望學生一出校門就應該是“人才”，自己不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培養他們。其實，學校教育只能獲得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和技能，而不能獲得獨特的專業技能和經驗，企業所要求的更專門的技能和技術只有在企業內部才能獲得。那么，到了企業或科研單位以后，同樣會遇到前面提到的問題：即你只需要按照上面領導的安排做好本職工作就好，不需要提“合理化建議”。這樣，普通員工就與“有身份”的管理層離心離德，既然我沒有發言權，也就沒必要那么努力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