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政治極化加劇、右翼極端主義思潮沉渣泛起等亂象,是其內部矛盾日益激化所致。而引致其社會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根本原因則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十分嚴重,其危害性不亞于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危機后,西方主要國家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而我國迅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沖擊,進入穩中向好的經濟發展新常態,與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一系列鐵的事實,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從增長速度看,世界銀行2008—2016年的數據顯示(按不變價計算),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為1.24%,日本GDP年均增速為0.33%,歐盟GDP年均增速為0.6%。而我國在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2013—2016年的年均經濟增速為7.2%,今年上半年為6.9%,平穩實現了經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提質換擋。

從就業情況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08—2015年美國平均失業率為7.56%,歐盟平均失業率為9.46%。而同期,我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只有4%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735萬人,已完成年度目標的66.8%。

從政府債務看,美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歐元區的這一比重從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過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27.3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36.7%,大大低于美歐日等西方國家。

從收入和消費看,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08—2014年,美國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為122.5%。西方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呈現“雙增加”:1%超級富豪的財富和收入急劇增加,普通家庭的債務普遍增加。比如,美國1%最富家庭占有全國家庭凈資產的1/3,較富的9%家庭又占了1/3;美國最富有的1%階層的收入占全國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來的20%。前幾年波及約80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就強烈要求改變“1%與99%貧富對立”的不平等現象。這與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較快增長的情況形成了巨大反差。2013年至2016年4年間,我國累計減少農村貧困人口5564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下降,收入差距持續縮小,中等收入群體穩步擴大,經濟發展與城鄉居民收入呈現同步增長的態勢。

從福利保障看,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削減勞動者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福利保障。美國縮減公立大學教育經費,共和黨醫保議案的實質是大幅減稅、大幅削減聯邦政府的醫療保健支出,這勢必增加無醫保的國民數量。德國、葡萄牙、荷蘭等國也相繼減少醫保投入。去年3月,法國巴黎民眾抗議修改勞動法,反對降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以及不利于勞動者的改革措施,活動后來演變為全國70多個城市的“黑夜站立”運動,甚至蔓延到鄰國和加拿大等非歐洲國家。這與近年來我國大規模增加教育經費、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建立起參保人數超過13億人的全民醫保體系等社會保障體系,全體人民福利待遇水平穩步提高、社會保持穩定和諧的狀況形成了強烈反差。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與我國在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反向運動,是由二者經濟制度的根本差異造成的。

西方國家主張完全私有化,將公共設施、教育和涉及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私營化,缺乏維護公共利益的經濟基礎;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推進混合所有制發展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使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具有了重要物質基礎和依靠力量。

西方國家主張完全市場化,過度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不時發生;而我國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處理提高了宏觀調控的科學性,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西方國家主張福利個人化,在大幅度減少私人壟斷企業稅收和增加軍費的同時壓縮公民的社會福利,通過壟斷企業和政府共同削弱工會力量,使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處于弱勢地位,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而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斷提升全體人民的社會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再進一步分析,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有壟斷制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這個基本經濟矛盾,通過以下幾種具體矛盾和中間環節引起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危機和持續不景氣,進而導致其種種制度痼疾反復發作。首先,私有壟斷資本主義及其企業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高級管理層為追求個人收入極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潤極大化,采用風險較大的金融工具和融資方式。這與企業正常經營管理形成矛盾,從而在企業層面形成經濟社會危機的微觀基礎。其次,在資源配置或經濟調節層面,私有壟斷集團和金融寡頭反對國家監管和調控,而資本主義國家在本質上是為私有壟斷制經濟基礎服務的,這導致市場調節和國家調控雙雙失靈。第三,在分配消費層面,私有壟斷制與市場經濟結合在一起,必然帶來社會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導致生產經營無限擴大與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借貸消費導致很多家庭負債累累。第四,在國家財政層面,私有壟斷制及其政府大幅度減少私人企業稅收、大量增加軍費、用公民納稅的錢救助私人大企業等,必然導致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不斷提高的債務危機以及縮減人民福利、犧牲人民利益的不良行為。

程恩富 (作者為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