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正確判斷人類社會歷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和走向，是中國破解自身發展難題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前提。

現行國際體系和新興技術革命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大因素

登高望遠，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總是興衰無定、禍福相依的。當前，影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大因素依然存在。

一是回顧歷史，西方民主實踐雖然在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重大危機，但總體上看，構建于西方文明基礎之上的現行國際秩序和法律制度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的動搖和裂變。因此，即便是從意識形態和文明沖突角度來批評西方價值觀原教旨主義，我們也必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文明的“流變”或“流弊”，也是促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原生動力。

二是展望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虛擬現實以及量子科技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革命性的進步，將深度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促使世界時空一體化發展成為國際變局新的“結構性要素”。

當前國際社會作為一個高度政經互依的敏感網絡，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在這個網絡上延伸，國家之間的交流也在這個網絡上拓展，因此，這個網絡將對國際格局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無論是“文明沖突”還是各種文明之間的共生共存和“融合發展”， 國際變局的“大棋局”已經超越了純粹的地理或時空概念，從某種程度上說，人類觀念的演進和心靈的變遷也成為國際大變局的重要內涵。

除現行國際體系和新技術革命之外，促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要素還有很多，如非國家行為體作用的上升，也成為重塑國際格局的一個新的重要變量。

回顧過去百年，世界格局發生了三次大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自1815年起由拿破侖戰爭失敗后建立起來的“維也納體系”，開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美蘇兩極的“雅爾塔格局”大背景下，亞非拉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運動使得人類最終埋葬了殖民主義，“西方中心論”的破產催生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大分化和大改組。第三次世界格局的變動，使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和平”變更。蘇聯解體后，國際關系的主題從超級大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競爭和近于零和博弈的游戲，轉變成為民族國家對民主、和平和發展的關注。主權平等，觀念平等，文明共存，以協商對話的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矛盾逐漸成為世界主旋律。

當今世界大變局中雖然也存在一些“不變”的主題，如人類對和平與發展的追求不變，民族國家的基礎性地位不變，國內治理優先于全球治理不變，等等。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十分突出，全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疊加效應在加大、風險在增多。 

世界秩序的重塑與全球治理機制的完善，需要我們站在新的歷史高度，敏銳捕捉和準確把握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由此，在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上，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要重新審視“權力轉移”命題，并對全球化的作用特別是消極影響做更準確的評價

要重新審視“權力轉移”命題。“權力轉移”理論最核心的觀點就是：進入21世紀，美國掌控世界的能力在持續下滑，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出現所謂“東升西降”的現象，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學術界最常引用的數據是美國GDP占全球總量的比重在持續下降，以及以2010年為標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巴西經濟規模超過意大利。然而，從近十多年的情況來看，這個命題在很大程度上與現實發展有很大偏差。

具體來說，命題的前一部分判斷不全面，指出了美國相對“和平衰落”趨勢，但是沒有說明美國到現在還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可持續發展”的再生動力。美國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但是其經濟增長表現相對而言依然強勁，技術創新能力仍遠超其他國家，稱霸世界、領導世界的心態沒有變， 這是它作為最大發達國家對世界變化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根本性原因。

這個命題的后一部分判斷大致已經失效。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除了中國、印度等少數國家經濟表現尚屬亮麗之外，新興市場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正在經歷從群體性崛起到群體性衰落或群體性轉型的痛苦過程。俄羅斯、巴西以及其他很多新興國家經濟困難重重，與傳統大國之間硬實力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越來越大。硬實力的增長停滯也使這些國家的軟實力乏善可陳。二是發展中國家整體發展不均，沒有實現共同富裕，個別貧窮國家至今無法擺脫困境，另外一些發展好的國家關系緊密，出現了潛在或無形的“富裕俱樂部”現象。發展中國家內部在諸多重大問題上看法不一、矛盾重重，以致各國政策不一，很難用一個聲音發聲。

對全球化的作用特別是消極影響要做更準確的評價。過去二十年來，知識界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談的最多的就是“全球化”的概念。經濟全球化涉及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重組、生產以及金融、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大規模流動。但是全球化的消極影響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世界變“平”之后，因為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不斷增大的金融市場風險，發達國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反全球化”趨勢，“美國優先”就是最新的例證。

二是原西方國家制定的游戲規則和不合理的全球分工格局使很多發展中國家被迫讓渡經濟主權，或經濟自主性受到嚴重侵蝕，產業結構變得更加單一，對發達國家依附性更強甚至形成某種難以擺脫的依賴關系。另外，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自我意識增強，國內改革進程加速，同樣也加大了對國際關系多極化、多元化的呼吁。

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清單”上還有其它一些問題需要深入討論。例如，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風險會加速傳導到其他國家和地區。風險傳導的加快使得預防經濟危機的時間縮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國際金融資本市場的規模日漸擴大,逐步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系統。在國際外匯市場的交易中,大量“熱錢”用于炒匯投機謀利，嚴重侵害了很多國家的金融主權。再如，迄今為止，全球經濟治理建議很多，但是治理效果缺乏實質性進展，甚至出現區域經濟合作停滯甚至倒退等現象，國家經濟治理成功的亮點乏善可陳，很多國家內部和國際組織都出現了變革無方和不同程度的治理危機。從這個角度上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國內出現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環境不斷惡化、社會品質不斷下降的狀況，全球治理體系面臨空前的挑戰將更加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