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的主場多邊外交活動所具有的新意

一般而言，主場外交是東道國將自己的主張和理念植入國際規范的一種做法，尤其是多個國家參加的主場多邊外交更容易體現東道國的外交精神。2014年中國在北京主辦亞太經合組織會議，2016年在杭州主辦G20峰會，2017年在廈門主辦金磚國家峰會，在北京舉辦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2018年在上海舉辦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在這些多邊會議和活動中，中國都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并將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以及政策主張納入其中。

以2019年4月和5月分別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為標志，中國的主場多邊外交邁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兩次活動都是由中國倡議，并且在中國主辦。其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吸引了150個國家、92個國際組織的6000多名代表參加。對于一個新興大國而言，這樣一個規模的會議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中國倡導文明和諧論，與美國一些鷹派人士主張文明沖突迥然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尊重其他國家的文明成果，這本身是一種創舉。

這兩次大會引起更大關注的一個重要背景是“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2017年12月以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成為中國領導人概括國際形勢的一種新提法。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與印度總理在武漢會晤時，雙方討論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大課題。同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同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南非參加金磚工商論壇時也提出了這一看法，9月在北京中非合作論壇上也強調了這個論斷。同年11月，俄羅斯總理訪華時，中俄雙方簽署的聯合公報中寫入了“雙方認為，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轉型過渡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得到了多數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贊賞。

支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在很長時期內，發展中國家是國際多邊舞臺的看客或者說是邊緣人，多數國際規則和國際規范都不是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現有的多邊機構中也很少有發展中國家發出聲音。與以往崛起國只注重單個國家的利益不同，這次中國的崛起與發展中國家是共同發展的崛起，因而中國推動形成一個更加均衡、包容和可持續的全球化。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臺，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貢獻。

當我們回顧西方國家崛起的歷史時，很容易發現他們的道路是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因而有了著名學者查爾斯·梯利所謂的“戰爭締造國家”的說法。從19世紀后期起，西方崛起的一種邏輯是西方國家是文明國家，而非西方是半文明或者野蠻國家，文明國家可以用武力改變野蠻國家。當然，西方崛起大國對世界也有獨特的貢獻，提供新的國際公共物品，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有關自由貿易的安排。不過，在19世紀中葉以來的大變局中，多數時候獲益的還是西方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往往受損。面對這種損失，發展中國家提出了一些多邊倡議，比如通過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規范跨國公司的行為，但這些舉措往往并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重視。進入21世紀以后，當發達國家面臨全球化的沖擊時，以美國為首的規則制定者卻又更改了之前的承諾，認為二戰以后締結的自由國際秩序出了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很少是發達國家主動安排的結果，而是一種意外。

第一個百年大變局與發展中國家的邊緣化

作為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為世界貢獻了自由貿易理念。在英國主導世界發展的19世紀，英國主要以雙邊的方式打開其他國家的市場。英國工業化之后，采取了兩種方式推動自由貿易：一種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強行締結條約；另一種是1860年和法國締結互減關稅協定。這一協定開啟了最惠國待遇的歷史，英國成為“自由貿易的帝國”，法國的工業化也由此加速。歐洲大陸在英法的刺激和壓力下，也開始實施關稅改革，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而這些協定為西歐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不過，以雙邊方式推行自由市場理念，其受益范圍畢竟很有限度，而且很難讓第三方搭便車，因而19世紀世界經濟的增長主要是西歐地區和北美，其他地區的發展成績并不顯著。按照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數據，西歐人均GDP從1820年的1200國際元，增長至1850年的1600國際元，到1870年接近2000國際元，1900年則高達2900國際元。世界人均GDP只是從1820年的666國際元，增長到1870年的870國際元，到了1900年發展為1260國際元，但是世界平均水平在后30年的提升，主要是西歐發展所帶動的，世界其他地區依然落后。例如，1900年，拉丁美洲國家的人均GDP為1100國際元，16個東亞經濟體的人均GDP為600國際元，非洲的人均GDP也是600國際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作為新興強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參加巴黎和會時提出“十四點計劃”，其最后一點即是建立國際聯盟的主張。在威爾遜的設計中，國聯的核心是集體安全、裁軍、和平解決爭端等措施，旨在保障會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這是人類社會第一次將多邊主義理想付諸實踐，應當說是個了不起的成就。不過，美國國會因美國參戰導致軍費開支激增，反對美國加入國聯。由于經濟實力最強的美國沒有加入，國聯缺乏執行決議的強制力，很多功能設計并不能兌現。在東亞地區最顯著的案例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退出國聯。這進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美日紛爭，乃至于最終助推日本走向太平洋戰爭。

在一戰和二戰之間的幾十年，世界經濟增長深受損害，世界格局的主導力量轉向美國。世界人均GDP從1913年的約1500國際元增長到1940年的約2000國際元。但是，這種增長主要是由美國這個核心區帶動的，美國從1913年的4800國際元，增長至1945年的11700國際元，超出第二名英國近5000國際元。1950年，美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27.3%，比1913年增長了約9個百分點。蘇聯1950年的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為9.6%，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后，西歐明顯衰落，經濟總量占比從1913年的33.0%下跌至1950年的26.2%，西歐12個經濟體的人均GDP從1913年的3500國際元增長至1945年的3800國際元。進一步而言，外圍地區的衰落更加嚴重，例如，16個東亞經濟體的人均GDP從1913年的678國際元降至1950年的666國際元，可以說東亞經歷了“失去的四十年”，東亞16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占比從1913年的22.4%下跌至1950年的15.9%。

由于美國擁有超強的力量，美國開始推行以多邊主義為核心的開放型世界經濟秩序。但是，這種秩序也是一種俱樂部模式，加入者需要跨越很高的門檻，不是犧牲部分主權，就是處于低端的國際分工中。以拉美地區為例，二戰結束時拉美地區人均GDP為2300國際元，到了1970年代末，拉美地區的人均GDP仍不到6000國際元，此后直到2006年才突破7000國際元，在這段時期內，拉美可謂進入“失去的三十年”。相比之下，美國的人均GDP從1945年的11700國際元，發展到2006年就突破了3萬國際元。因此，對于拉美國家來說，“中等收入陷阱”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20世紀前半期，東亞經歷了“失去的四十年”；在20世紀后半期，拉美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就此而言，英國和美國締造的全球化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困境，它沒有辦法將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口帶入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