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經營活動產生了較為負面的影響，未來疫情結束后也會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金融和貿易等活動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需要通過完善個人和企業信用體系、完善企業海外貿易和投融資法律體系、修改《公司法》、修訂《會計法》和《審計法》，來完善公司治理體系，規范企業經營行為，保證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近一段時間，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持續發酵。瑞幸咖啡股價遭遇“腳踝斬”后，圍繞瑞幸咖啡的一系列法律訴訟正在展開。
瑞幸咖啡財務造假事件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經營活動產生了較為負面的影響。目前，發達經濟體內的保守主義勢力已經有所抬頭，許多不利于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外資安全審查內容已逐步被引入法律。該事件可能不僅在疫情防控期間會給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未來疫情結束后也會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金融和貿易等活動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
有鑒于此，有必要從以下諸方面著手，完善治理體系，強化立法打擊商業欺詐行為，推動政府治理和監督能力現代化，規范企業經營行為，保證市場持續健康發展。
加快《社會信用法》立法進度，完善有效的個人和企業信用體系
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現代社會都需要一整套嚴格的信用管理體系。包括美國、德國等國家在內的發達經濟體都已經建立了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
美國社會信用體系主要包括個人和企業信用體系兩部分。在個人信用體系方面，根據《社會保障法》，美國以社會保障管理局統一頒發的社會保障號碼為核心，建立了與個人銀行賬號、信用卡號、稅號、社會醫療保障號等掛鉤的個人信用體系，個人信用記錄會留存在社會保障號碼中，并對每個人的求學、求職、就醫、購房、購車等活動產生重要影響；在企業信用方面，美國鼓勵征信企業市場化操作，已經形成了以若干法律為基礎、以市場為主導的信用評價體系。當前，美國的社會信用法律體系以《公平信用報告法》為核心，涉及《平等信用機會法》、《信用卡發行法》、《誠實租借法》、《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等多部法律。政府依據這些法律對個人和企業信用進行監督和執法，監管部門主要涉及銀行系統和非銀行系統，前者包括財政部貨幣監理辦公室、聯邦儲備系統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后者為聯邦貿易委員會、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國家信用社管理局和儲蓄機構監管局。美國司法部則負責對違法行為提起民事和刑事訴訟。
德國關于信用管理的法規主要在商法、民法、信貸法和聯邦數據保護法等法律中，這些法律已經成為社會信用制度及管理體系建立和實施的保障。德國社會信用體系屬于私營征信為主，公和私并存的信用服務體系。其中，公共信用信息系統，主要包括德意志聯邦銀行信貸登記中心系統及工商登記信息、破產法院破產記錄、地方法院債務人名單等行政、司法部門的信息系統，這類信用信息使用范圍有限，主要是強制歸集信息，供銀行與金融機構內部使用或政府信息公開；私營信用服務則主要涉及通用信用保險保護協會為代表的第三方征信機構。
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仍然在建設過程中。盡管目前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區市出臺或正在研究出臺地方信用法規，然而我國還未建立全國層面的信用立法。在缺乏全國性立法情況下，各省區市以地方性法規的方式探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但各地社會信用評價制度設計存在一定的差異，監管也各有不同，再加上法律責任缺乏上位法依據，種種情況勢必構成全國范圍內的差異化的信用評價體系。為此，2019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35號）從頂層設計角度明確要求“加快建章立制。推動制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相關法律，加快研究出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條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管理辦法等法規”。同時，最高人民法院也發布了《關于深化執行改革健全解決執行難長效機制的意見》。有必要加快《社會信用法》的立法進度，結合美國和德國的立法和執法經驗，完善有效的個人和企業信用體系，強化失信懲戒體系和信用修復機制，以信用基本法為基礎構建“守信者處處受益，失信者寸步難行”的信用社會。
加快完善企業海外貿易和投融資法律體系，推動企業走出去
中國企業及其個人在境外的投融資和貿易活動仍然受中國境內法律調整。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企業深入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國企業和個人走出去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然而，目前國內經濟社會中還存在一種錯誤的認識，即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個人不受中國司法管轄，其經濟活動也不受中國法律調整，僅受駐在國法律調整。實際上，根據屬人管轄原則，國家對一切具有其國籍的自然人、法人等享有管轄權。中國企業及其個人在海外的投融資和貿易活動當然受到中國司法管轄，也受中國法律調整，中國企業和個人在境外違法行為同樣應當受到追究。
目前來看，我國法律對中國企業和個人在境外從事民商事違法行為的約束力度是不夠的，其違法行為與處罰并不相適應，過輕的法律責任不能有效地阻止違法行為的發生。反過來，個別企業和個人的違法行為看似是孤立的事件，但往往會給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整體形象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的整體聲譽，給質疑和責備中國政府監管能力提供了口實。
實踐中，二戰后的日本為減少當時國際市場對日本出口商品的差評，就制定了《出口檢查法》等法律，并成立檢查協會等，對不符合出口標準的商品禁止出口，從而為推動日本商品和日本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支持。我國可以借鑒日本在出口貿易等法律方面的經驗，制定相應的法律，禁止不符合出口標準的商品出口，并對中國企業和個人向境外出口商品以法律方式要求相關企業和個人簽訂承諾函，從而提高違法成本，加強其自律，為我國企業和個人的走出去提供法律支持。
在海外投融資領域，我國應加快推動出臺《證券法實施條例》，強化對企業海外融資和中介機構的監管。當前，新修訂的《證券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明確指出，境內企業直接或者間接到境外發行證券或者將其證券在境外上市交易，應當符合國務院的有關規定。有鑒于此，我國應以瑞幸財務造假事件為鑒，盡快出臺《證券法實施條例》，強化對尋求海外融資企業及其實際控制人、中介機構的監管，引入合規承諾保證制度和懲罰性侵權賠償制度，強化法律責任，堅決打擊證券欺詐行為，切實保護投資者權益，維護中國企業融資出海之路。
進一步修改《公司法》，引入公司治理指南，完善治理結構
《公司法》在鼓勵股東和公司自治的同時，還應推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豆痉ā穼ΜF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完善以及法治化營商環境的改善有著重要影響，對發展市場經濟和促進參與全球競爭也有著重要作用。
為了完善我國公司的治理結構，有必要進一步修改《公司法》，在解決現有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公司法人人格否認的適用范圍、股權變動等相關問題的同時，授權相關政府部門制定公司治理指南，強化信息披露制度，增強透明度；延長上市公司高管股票獎勵的最低授予期和授予后的持有期，強化對包括海外上市企業在內的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的監管；刪除《公司法》中關于聘用、解聘承辦公司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由董事會決定的內容，增加對解聘承辦公司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必須在召開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前提前二十日通知的程序性條款，強化會計師事務所在承辦公司審計業務中的權利，保證其獨立性；增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秘書的相關內容，嚴格董事秘書的任職資格條件；嚴格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法律責任，引入信用評價制度，強化職業經理人市場準入的門檻，對違反法律的責任人員由監管部門依法作出禁止擔任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規定；加強公司行政違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推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此外，考慮到公司治理與公司財務管理密不可分，有必要在《公司法》修改時增加會計、審計和內部控制等相關內容。
修訂《會計法》和《審計法》，強化會計、審計等中介機構的權利和責任，促進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掌握信息充分的往往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缺乏的則處于不利的地位。為了解決市場中存在的這一問題，第三方中介機構隨之產生。
證券市場也不例外。一方面，有發展潛力的公司并不為投資者所了解，只有公司經第三方中介機構推薦后，投資者才能更好地了解其投資價值，從而促成了交易；另一方面，隨著公司向巨型化發展，中小股東參與公司管理的能力越來越弱，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往往也是通過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審計來完成的。因此，第三方中介機構在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當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都會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來監管第三方中介機構，在賦予其權利的同時，強化其責任的承擔。為了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和金融市場的穩定，美國等主要司法轄區對從事會計和審計業務的中介機構一直以強監管、嚴監管著稱。以安達信倒閉案為例。安達信原來是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因幫助“美國財富500強”第七名的安然公司財務造假，被美國司法部以妨礙司法調查訴訟，并在訴訟中倒閉。受到安然事件的影響，美國隨后頒布了《薩班斯法案》，成立了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察委員會（PCAOB），進一步強化了對中介機構的監管。有鑒于此，為發展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有必要進一步修改《會計法》和《審計法》，強化對會計、審計等中介機構的監管，維護市場的穩定和投資者信心。
進一步修訂《會計法》和《審計法》，就是要強化第三方中介機構監督權利的同時，嚴格其責任，從而推動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當前，由于第三方中介服務市場競爭激烈，第三方中介機構在開展公司會計和審計業務過程中往往是合同的弱勢一方，很難起到監督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強化第三方中介機構在監督公司經營活動時的獨立性，對解聘引入事先通知程序，非經股東會和股東大會同意不得隨意解聘；引入舉報人獎勵制度，借鑒美國的立法和執法實踐，建立舉報人獎勵基金，將公司違法所得或者行政罰款的10%-30%重獎給舉報人；建立舉報人保護制度，保護舉報人的隱私，使舉報人免于受到打擊報復；建立舉報人保護研究計劃，加強對舉報人保護的研究，促進公司違法舉報制度的完善；引入檢察院對會計、審計等中介機構的監督，強化中介機構的勤勉義務等。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國際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