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商鞅使法的概念從禮法之法中分離出來，從人治之法中解放出來，從倫理法道德法中解放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才奠定了中國古典法學和中國古典政治學的第一塊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商鞅的以法治國作為思想流派，比西方以霍布斯為代表的把政治從神學、道德倫理中分離出來的近代西方政治學早2000多年；治理國家就是以法治國，就是所有人按法辦事，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要實行法治，就必須有一個集立法、司法權力于一體的權威，它能依據國情制定法律并使國法一致和有權威性。從后來出土的《云夢秦簡》的內容來看，在商鞅變法基礎上形成的秦律，以刑法為主、但不限于刑法，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民法、行政法、經濟法、軍法等，內容相當豐富，涵蓋了秦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田律》、《廄律》、《金布律》、《工律》、《軍爵律》、《置吏律》、《行書律》、《倉律》、《戍律》、《效律》等，涉及政治、經濟、農業生產、自然資源、兵役、貨幣等領域。

良法制訂的基礎——強國利民因循的立法原則

法治的基礎在于有良法。良法的制訂需有好的立法原則。君權時代的所有法律都只能源出于君。但人們并不能因此而把君主立法皆指為劣法惡法。法之良劣，固然與民立君立有關系，一般來說，民眾直接或通過代議制立法機構所立之法，更能反映民眾的利益，而君主所立之法更能反映君主之利益，但也不能因此斷言，民立之法皆良法，而君立之法皆劣法。

一法之良劣與否的衡量標準，實質上取決于所立之法能否有助于國家綜合實力提高和戰勝外敵侵犯，能否有利于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實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否有助于保護民眾個人權利免受官吏和強權的侵犯，能否有助于生產力發展、推動文明和文化發展等諸方面；凡有利于這些皆是良法，凡不利于這些，皆是劣法。

從理論上說，商鞅之法的法源在君權，立法權在君主一人。但這并非指君主一人可以依個人意志隨便立法，如果是這樣，那么商鞅的法治的確就是一種人法，是一種有法律的人法，與沒有法律的專制，或者雖然有法律但卻與“朕即法律”的專制沒有任何區別。

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已有一些立法的機制。秦是否需要變法這一重大的問題，并非秦孝公一個人拍腦袋而定，而是通過了曲折的過程，也經歷了激烈的爭論甚至是尖銳的斗爭。之前，秦孝公曾公布求賢令，公開向華夏各國求諸人才；后商鞅入秦，秦孝公又多次與商鞅長談，兩次拒斥商鞅的帝王之道，后與商鞅長談三天三夜，敲定了變法的基本思路；最后，秦孝公又召集秦的王公貴族來“平畫”即討論變法的思路。在討論會上，商鞅與甘龍、杜摯等進行了尖銳而激烈的爭論，最后秦孝公才下定決心進行變法。

從《商君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秦孝公和商鞅立法的精神和原則有以下三個：

第一，強國為立法第一原則。“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變法》）。在戰國時代，吞并戰爭在激烈進行，保護國家的生存當然也成了立法的首要原則。要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強國。強國是戰國時代立法的第一法則。商鞅之法，實際上包括了如何強國的五個方面，即發展農業、增強軍隊戰斗力、建設法治國家、以軍功糧功為選拔人才的主要標準、加強中央即君主的權力。這些強國的措施也是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國家要有實力就要經濟發達，就要有軍隊的強大；“國富者強”（《去強》），國富就要發展基礎農業，就要搞好農業，爭取農民，穩定農村，促進糧食產量增加，在糧食產量面前人人平等，發展農業則國富；軍隊強大，就必須使軍隊有嚴明的紀律，獎罰分明，激勵士兵和軍官以作戰為榮，以殺敵為功，作戰才能獲利，殺敵才能受爵，在軍功面前人人平等；但法是國家最有力和最強大的工具，法是國家權力的基本手段，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保障，也是取得國家利益的有力保障，是使國家強大的基本工具，也是對抗強敵、與敵競爭的強大武器，法強則國強，法弱則國弱。富國強兵靠法治，作戰用兵靠法治。強國就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必須鏟除割據勢力，取消特權利益。

第二，利民為立法第二原則。“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變法》）。“王者刑賞斷于民心”（《說民》）。商鞅把利民定為立法的原則，在當時具有很強的革命性意義，打破了尊君為君護君的傳統立法原則，實際上把利民放到尊君之上，而且《商君書》也沒有把尊君定為立法的原則，只是在強國中把提高君權作為強國的五大手段之一，可見利民高于尊君。利民主要是利于農民，農民是當時最大的群體，有利于農民也就是有利于民眾。如何利民就是如何有利于農民，有利于農業，有利于農村的穩定。商鞅變法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墾令，它實際上是商鞅所制定的《農業法》，包括了提高農民收入、擴大農民耕地、保護農民利益不受商人盤剝和官吏壓榨、穩定農村和農業的內容；利民就是要給農民利益，這種利益在當時主要就是提高農民收入，讓農民有機會立軍功、立糧功得到升遷的機會或減少服役，這些在商鞅的《農戰》篇有大量的論述；農戰軍功是商鞅為秦利民制定的基本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