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商鞅法治的局限性與時代意義

毫無諱言，商鞅的法治，是有很大弊病的法治，與當下人們通常以西方現代標準來衡量的法治有相當大的差距。這表現為：第一，時代的局限。酷刑幾乎為近代之前的世界通病。近至明清兩朝，其刑罰之酷烈（如明之剝人皮、清之凌遲處死）甚至超過商鞅；法自君出，為后來的君主濫權變為專制開了一個大缺口。第二，商鞅之過。商鞅發明的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不告奸者腰斬、輕罪重刑、愚民等是惡法，被后世許多學者嚴詞批判為“對后來歷代反動統治者實行暴政虐民有重大影響”，“對歷代反動統治者實行法西斯特務統治奠定了基礎”。⑥第三，雖有利民愛民之說，但不徹底，無民本思想，是為君權服務的工具。雖然在《定分》篇中提出了“誰之兔”的權利命題，但沒有通過法律明確規定對百姓個人政治、經濟、人身權利的保護（這是整個中國思想界之弊而非僅商鞅之弊）。第四，方法極端。主張法治有理，但燔燒詩書，行思想專制，把法與道德、法與文教對立則是極端了；重農有理，打擊游手好閑有理，主張務實有理，但因此排斥商人、藝人、士人、手工匠人就是極端。

但若簡單把秦亡歸于商鞅之法治⑦，就又把商鞅法治的弊病夸大了。秦之亡與商鞅法治沒有邏輯聯系；相反，恰恰是秦后期違反了商鞅法治的許多重大原則，才導致了秦的速亡。這表現在：第一，商鞅主張治不聽君、民不聽官、一切皆按法辦事，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但秦始皇太過有為，行使一切權力，獨斷專行，事事決斷。史載秦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一”（《漢書·刑法志》），而這一現象恰恰是商鞅早就指出的“亂則君斷”的亂政亡國之癥。著名的焚書坑儒事件也是秦始皇違法的表現。秦孝公時代是準許朝庭公議的，官員在朝庭時表達不同看法也是合法的，當年的甘龍和杜摯雖然反對變法，但因是公議，并沒有因此而受到任何處罰。秦的刑罰很多，但也沒有所謂的“坑”刑。第二，秦的滅亡與趙高、秦二世、李斯三人直接有關。趙高、秦二世、李斯三人分別從自己的一己私利考慮，搞陰謀詭計，篡改秦始皇的詔令，使得秦始皇死后僅僅幾年秦帝國就土崩瓦解了。西漢政治家桑弦羊曾指出，“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后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⑧第三，商鞅指出，君主應當為天下治天下，不能以私害公，法治當愛民利民，而秦修長城、修馳道等，雖有部分為公的考慮，但動用幾十萬人歷時數年大修阿房宮和陵墓，就是典型的以私害公、害民苦民了。第四，商鞅主張法治要因循而治，但秦王朝把秦國時的法律照搬到秦帝國，沒能適應從秦王國到秦帝國的轉變。因此，明史學家馮覲指出：“秦之亡，不亡以商君，而亡于背商君之法。”⑨呂思勉談秦亡天下原因時說，“秦有天下，遂行商君之政而不改，非法家本意也”。⑩也有學者認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最高統治者對法家以法治國這一治國方略的理解流于表面和形式，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方略生搬硬套，而沒有真正領略、把握與貫徹法家以法治國方略的基本精神”。11

實踐和歷史是偉大的評判者。第一，在權與法方面，商鞅時期做到了對君權一定程度的約束，歷史上無秦孝公亂法的記載。第二，在官與法方面，商鞅的法治比較好地治理了秦國的官吏體系，基本做到了廉潔高效，荀子到秦國考察時曾贊揚到：“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楉，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通明而公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荀子·疆國》），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第三，在法與民方面，商鞅的法治大大提高了農民的地位，擴大了他們的利益。秦民從一開始反對，從變法言不便改變為十年后言法便，從一開始民苦之，到后來的“百姓便之”乃至后期“民以殷盛，百姓樂用”、“秦民大悅”。第四，在法律平等方面，《戰國策·秦策一》有記載：“商鞅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開了中國法治的先河，至今也是極為寶貴的案例。第五，在法官獨立和法治教化方面，商鞅時期的法治也有很高水平。據《戰國策·秦策二》記載，當時商君的法治思想是深入秦國民間的，以至于“婦人嬰兒（小孩）皆言商鞅之法”。第六，最可貴的是商鞅政敵和批評者對商鞅法治的肯定。秦孝公的兒子受到商鞅之法的懲處，是商鞅的政敵，他在秦孝公死后繼承君位并公報私仇以酷刑處死商鞅，但對商鞅的法制基本保留，這是對商鞅法治的最大肯定。司馬遷對商鞅持批評態度，后人言：“自太史公之下，皆詆商子，故其學不顯”，“受惡名于秦，后之涉獵其書者，又復變本加厲，舍其所長而垢其所短”，12但司馬遷其實對商鞅的評價也相當高，說商鞅把秦國這樣一個“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的極其落后的國家，變成“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的國家（《史記·商君列傳》）。第七，在整體評價方面，李斯高度評價商鞅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史記·李斯列傳》）。所以，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不能否定商鞅法治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