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代議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霧月十八日中，拿破侖將法國議會——元老院和500人院全部解散。

也許我們可以認為，秩序黨議會的垮臺，實際上揭示了代議制民主機制的一種內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議制民主的運行機制是這樣的：各個社會群體選出自己的政治代表，這些政治代表作為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傳聲筒，參與政治決策。代議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于這樣一種預設：政治代表在參與政治時，是依照其代表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行事的。

但實際上，代議制民主機制選舉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選民群體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觀能動性的獨立個體。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會或多或少地偏離其理論上應該代表的選民群體的利益。

理論上講，面對這種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 政客需要在個人利益與其代表的選民利益之間求得最大公約數。但是在現實中，總有某些具體的議題上，政客個人利益與選民利益無法被統一，導致政客的私人立場和他理論上代表的群體立場出現直接矛盾，成為可見的代表性危機（正如秩序黨和大資產階級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問題上表現出的那樣）。

當代表性危機出現時，政客們若想在代議制民主的游戲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說，不犯下秩序黨議員的錯誤），就必須以個人政治利益為坐標，模糊他們原有的代表性。這種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們停止宣稱自己代表著某個特定選民群體的利益，而通過尋找新議題、建構新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訴求等方式，將自身包裝成某種廣泛利益訴求的代表、打造某種包含多個選民群體的龐大支持基礎。因為一個政客所宣稱代表的選民群體越單一，其自身利益與該選民群體利益之間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覺，喪失該群體支持對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響也越致命，秩序黨就是前車之鑒。

代議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觀能動性問題，不僅體現在個體政客身上，也體現在政黨身上。 新近的一些政治社會學研究認為，政黨不是被動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積極主動地塑造新的利益訴求、身份認同、群體分界。更有甚者，政黨也會通過話語宣傳、政策收買等手段，積極收編浮現的新社會思潮，將具備潛在革命性的新認同扼殺在萌芽中（比如美國民主黨對獨立勞工運動的收編）。同時，當代議會制度也給政客提供了足夠空間（比如在不同選區之間、兩院之間、乃至議會與行政機構之間切換）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創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礎。

這樣看來，代議制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們很難把當今某政客或政黨的支持群體，歸納成某個具有清晰身份和訴求的社會群體，更無法將該政客或政黨看作這一群體實際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黨從自身利益出發，確實會在特定情境下選擇性地回應特定群體的訴求，但他們本身不以“特定群體的政治代表”身份參與政治決策。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許多國家原本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最終擴大或轉換了自己的選民基礎（比如英國工黨和加拿大新民主黨）；以及，為什么許多國家出現了純粹以吸引最多選民為己任的“囊括型政黨”（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沒有清晰政治立場、純靠歷史上遺留的動員結構來吸住選民的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場、但希望用自身立場廣泛討好選民的黨——如德國另類選擇黨和意大利五星運動）。

如此解讀《霧月十八》，我們可以看到：總統選舉本就不以代表性為原則，而代議制民主制度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對“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經無助于我們理解當代民主國家的政治。我們恐怕不能將支持特朗普的群體看作是他實際上代表的群體，特朗普也不必然會回應某個支持他的群體的利益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