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選舉政治

馬克思對于選舉政治的態度是辯證的。

一方面，無論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學批判》還是晚期著作《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都肯定了選舉作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據對《霧月十八》的以上解讀，選舉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難實現政客對選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種抽象的、而非具體的“民主”。那么，我們是否有可能去彌補選舉政治的內在缺陷呢？

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制度設計，使選民有渠道對他們選出來的政治代表進行更直接的問責。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以巴黎公社為模版，提出了一種他認為相對理想的民主制度。該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選民有權隨時通過投票來解雇他們選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幾年一度的選舉時另選他人。

另一種解決方案則是運動式的。在《霧月十八》中，曾經有兩個階級面臨其階級利益與代表本階級的政客個人利益明顯脫節的狀況，但結果卻完全不同。

一邊是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性危機。起初，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立憲議會中的“共和派”，但大資本很快發現“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階級的現實利益訴求（維護政治穩定），因此他們轉而支持秩序黨，作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來，大資本發現其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與秩序黨成員的個人政治利益出現分化，于是轉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邊，工人階級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機。在“六月起義”之后，工人階級自身已經沒有可能擁有獨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將社會民主黨作為政治代表，但當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向秩序黨妥協的時候，工人階級只能聽之任之。

在“六月起義”的沉重打擊之后，工人階級的政治動員能力羸弱，使得他們沒有能力要求“名義上”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民主黨向自己負責。與之相反，大資本的政治動員能力強，因此在出現代表性危機時，能夠果斷更換新的政治代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不同社會群體的政治動員能力不同，因此對政客施加影響和問責的能力也不同。動員能力強大的群體，有能力切實影響到政客的個人利益與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應他們的利益訴求, 不管這些政客名義上代表著誰。

換句話說，在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事實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時，特定群體要想讓自身的利益訴求在政治中真正發揮作用，就不能坐等著“被代表”，而必須在選舉政治之外、在社會當中，培育草根動員力量，自下而上地壯大自身的政治行動力，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寫到：“無產階級的力量在街頭”。

這也呼應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觀點：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實現自身的政治議程，就必須既以政黨的形式參與選舉政治，又培育獨立而活躍的草根運動基礎，兩者缺一不可。在選舉政治中奪取政治權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運動強大，才能盡可能保證左翼政黨在奪權之后不“變質”、真正實現對左翼訴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