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器，與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悖論

從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的關系出發，我們最終需要反思國家機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復辟的過程，也是他作為總統所掌控的官僚國家機器一步步擴大自身權力、擺脫議會約束的過程。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指出：一個相對自主的官僚國家機器，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擴大國家機器的權力，就是這個利益集團的最高利益（雖然國家機器成員內部也會出現利益分化）。

這個相對自主的國家機器，很大一部分是運轉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馬克思看來，不民主的國家機器，很容易變成巨大的反動力量。如果不直接將國家機器本身民主化，這種反動的可能性就無法消除。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國家的三權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權分立的原則，是將議會這個理論上直接向選民負責的代議制民主機構，與掌握行政權力的官僚制國家機器區隔開來，從而不讓民主的力量進入國家權力日常運行的內部。隨著掌握實質性權力的國家機器越來越龐大，理論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議會如果無法有效制約國家機器，必將淪為無關緊要的“辯論俱樂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時刻，我們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沒人知道這個瘋子會做什么”的擔憂蔓延開來。作為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當程度上擁有“為所欲為”的能力。而從根本上說，這種不確定性是近數十年來美國行政權力不斷加強、立法機構的制約作用不斷弱化、官僚國家機器的規模和自主性不斷擴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狀態下，特朗普即便是作為總統，也理應沒有能力去改變美國民主的權力制衡，然而事實上他卻有，這是建立在權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議會越來越淪為“辯論俱樂部”的基礎上的。

坐擁龐大國家機器的波拿巴，成功擊垮了代議制民主、實現君權復辟；而同樣坐擁龐大國家機器的特朗普，也不斷表現出進一步繞過、甚至突破民主機制限制的跡象。

馬克思會認為，這其實暴露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論：資產階級希望通過民主方式維持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但民主機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壓迫階級向資產階級發起挑戰的空間。通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被壓迫階級能夠在特定條件下為資產階級制造麻煩，甚至孕育出更激進的抗爭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時候，資產階級為了維持自身權力，會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線上。

在1848年革命之后，資產階級的反民主路線體現為明目張膽地剝奪普選權等民主權利，以及最終支持波拿巴的君權復辟。而到了今天，資產階級已經發展出了更加復雜而間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簡單粗暴地破壞民主，而是通過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國家機器自主性的強化等方式，將民主制度虛化、掏空。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描述的，從民主共和國到君權復辟的過程，本質上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在政治制度層面的一次自我調適，雖然調適的結果，也許超出資產階級最初的預料。而特朗普的上臺，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政治調適、或者資產階級統治方式的轉換而已。《霧月十八》提醒我們，這種政治調適并不是什么罕見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內在趨勢當中。而當這種調適發生時，那些用來支持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話語，并不能抵御調適帶來的政治后果。

來源：政見CN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