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合貌離的資產階級與國家權力

《霧月十八》的故事中，還有另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為什么最終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統治”和“由波拿巴統治”之間選擇了后者？誠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穩定的政治環境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更能維護個體資本家的經濟利益。但是，在資產階級的經濟考量之下，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原因。

對資產階級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國家權力進行統治”，會讓國家政權帶有極為可見的階級統治色彩，這種可見性，很容易為被壓迫階級所察覺，使得被壓迫階級在腦海中將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統治畫上等號。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任何執政失誤，都將被看作是資產階級整體的責任；任何反抗國家權力的斗爭，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將不得安寧：國家權力運作中生產的任何不滿，都可以迅速轉化成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處在于，他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資產階級，而且坐擁小農、流氓無產者等多個群體的支持。

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動員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壓、迫使其回應資本的利益，但因為波拿巴政權不會被人們看作是資產階級政權，所以波拿巴執政的問題，就不會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問題，反抗波拿巴專制的斗爭，也很難演化出反抗資產階級的訴求。這樣一來，不管國家政權面對怎樣的挑戰、不論政權怎樣更迭，資產階級的結構性特權并不會受到威脅。事實上，波拿巴政權的最終垮臺，也沒有改變法國的階級格局。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國家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政治學家米利班德（Ralph Milliband）認為，資產階級精英把國家機器攥在手里，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他的論敵Nicos Poulantzas 指出，國家機器相對獨立于資產階級中的個體資本家和派系，這種獨立性使得國家能夠調和不同資產階級派系的沖突、維護資產階級整體的利益。但從《霧月十八》的分析來看，最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實是：讓資產階級和國家之間維持形式上的距離，以使得國家既不會被視作個別資產階級精英進行統治的工具，也不會被視作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代言人。

這樣一來，雖然資產階級還是能在相當程度上干預國家行為，但人們難以在意識層面將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等同起來。這種迷惑性的距離，最有助于維護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的長期穩定。當掌握國家權力的執政者強調自身的個人利益、或是將資產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納入其執政的民意基礎時，實際上是維護了國家權力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形式上的距離。

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之后的所作所為。特朗普勝選以后，史無前例地將多位資本家和大公司領導人任命到內閣的關鍵職位上，被稱為“史上最富內閣”。在國務卿、教育部長、勞工部長、陸軍部長這種一般由職業政客擔任的內閣職務上，特朗普分別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溫奎斯特投資集團創始人、CKE餐飲公司CEO、高頻交易巨頭Virtu Financial創始人。很多人指出，這種明目張膽地將資本力量引入政治舞臺的做法，和特朗普競選時擺出的民粹主義反精英姿態相比，是十足的虛偽。 但我們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條件之一。

恰恰是因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態、因為他坐擁大量中下層選民的支持、因為他和共和黨建制派的緊張關系，使得他在大量選民的心目中和資產階級拉開了足夠的距離。他對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擊，一直圍繞著“建制精英和資本的密切關系”這一主題，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會陷入這種關系當中的。特朗普的過人之處在于，他能說服選民無視“他自身是資本家”這一事實、而認為他不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資本家”這一事實完成這種說服（“我已經足夠有錢了，所以不會被任何人收買”）。正是因為特朗普在觀感上和資產階級拉開了距離，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嚴重反彈的情況下，為資產階級提供更直接、強力的渠道介入國家政治。

執政者與資產階級在觀感上的距離越大，資產階級事實上的政治活動空間也就越大。試想，任何一個建制出身的總統候選人，難免被人懷疑與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暗中聯系（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內閣中任命大量資本家，很容易被廣泛指責是“資產階級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競選中的堅定反資本、反精英姿態，具有相當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實上做出一系列親資本舉動，也有大量選民堅信他不會淪為資本利益的代言人。類似，如果特朗普政權今后在執政中出現任何問題，這種迷惑性的距離，會讓很多人不把這些問題看作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問題，而看作是特朗普個人作為野心家的問題、或者是右翼民粹主義路線的問題。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的不是某個階級將執政者和國家機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國家高高在上地統治、調和各個階級。相反，資產階級和國家權力維持了足夠的形式上的距離，實際上卻是相互依附的關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離，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緊密、更加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