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王文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我們必須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通過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我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這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天然條件。對于這個市場，既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視角來看，又要從優勢和不足兩個方面來說。我們要辯證看待我國超大規模市場，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首先，改革開放是激活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關鍵一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延續活力的戰略方向。改革開放，特別是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啟動了我國的后發優勢，從供給側激活了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戰略方向，一方面要抓住“卡脖子”降低自主創新機會成本的契機，瞄準科技前沿，使“卡脖子”清單變成科研任務清單，讓“卡脖子”卡出創新的更多路徑；另一方面要夯實傳統優勢產業，推動分工在較高層次實現細分，夯實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切實解決發展質量不高的問題。
其次，供給多元化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繁榮的重要基礎，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異質性是持續繁榮的必要條件。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建立起了最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個體系帶來的供給多元化，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繁榮的重要基礎。2015年，服務業在我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首次超過50%，標志著我國進入了“服務經濟時代”。服務業尤其是傳統服務業相較制造業具有勞動生產率低的特點，當前很多經濟體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后都面臨高就業、低增長的困境。其背后是經濟實體已經開始從同質性的規模化生產轉向異質性的個性化生產，而衡量經濟實體的理論和實踐并未發生相應的改變。經濟學研究的范式面臨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重大調整。我們需進一步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異質性，以更好地匹配“人的需求與價值”，實現有“意義”的發展。當然，這種異質性是建立在同質性基礎設施之上的。這也是未來更高層次的全球化的重要內涵——同質性基礎設施與異質性產品或服務的全球化。
第三，創新的本土化應用是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更新的重要來源，推動邊際上的創新是市場升級的有效方式。實現超大規模市場的不斷更新是暢通內循環的關鍵。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先進技術，除了實現供給細分外，客觀上也帶來了市場的更新換代。在服務國際產業鏈的過程中，我國一方面構建起了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啟動和擴大了國內需求，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成功接軌。以此為基礎，我國在一輪又一輪的產業、產品、技術的更新換代中，逐步將它們與發展的實際需求相結合，使供給更多地滿足國內市場，從而推動出口占GDP的比重逐漸降低，到2019年降至17.4%。近年來，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很多企業發揮技術優勢、市場優勢等，不斷在人工智能、大數據、5G等領域的技術邊際上取得突破，有的甚至在國際上率先進入了“無人區”。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企業在推進技術邊際上的創新時，除了在前沿領域突破外，還在我國現有的約束條件下、利用我國經濟的特有韌性謀求突破，達到“以退為進”的效果。所謂“退”，就是做到在現有條件下的最大化，既非一味地瞄準世界一流，更非一味地壓減成本；所謂“進”，就是多個約束條件最大化下的系統性“涌現”，探索出更符合我國實際的創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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